农副产品交易城落马董事长独断专行:我的话就是圣旨

今年6月,江苏江南商贸集团(下称“江南集团”)组织员工参观看守所,通过犯人现身说法,强化员工廉洁自律的自觉性;7月10日,又组织员工参观了江苏省常熟市纪委主办的廉政图片展。

去年,江南集团下属公司常熟市农副产品交易城(下称“交易城”)原董事长、总经理王勇刚因犯受贿罪、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四罪,涉案金额452万余元,数罪并罚,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该案是常熟市检察院本世纪以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罪名最多、判刑最重的一个案件。王勇刚被查处后,江南集团根据常熟市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对外将摊位等信息在网上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内加强员工的廉政教育。

反常说情引起怀疑

王勇刚有两重身份,一个交易城董事长、总经理,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常熟市梅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下称“交易市场”)总经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他手握两个大小“菜篮子”,不但不为市民谋福利,反而把手中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慢慢成为一条“大蛀虫”。

交易城政府投资3.6亿元,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商户600余家,年交易额达7亿元,是常熟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好、交易能力最强的大型综合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每日蔬菜、水产、粮油、水果、肉类等商品从这里批发,经零售后至千家万户,这里是常熟市民的“总菜篮”。

2013年底,常熟市民突然买不到菜了,此时正值交易城摊位重新招投标时期,商户们不积极参加招投标,却在闹罢工,导致菜源急缺,菜价飞涨。而这起“罢市风波”,就是因为王勇刚在负责招投标时期,将好摊位都给了平时与他关系密切的商户,其他商户要么租差摊位,要么从关系商户手中加价转租好摊位。

其实,早在2012年,交易城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已进入检察官的视野,王勇刚也因一起刑事案件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怀疑。2012年10月,交易城生姜经营户老李因寻衅滋事被移送常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让检察官诧异的是,王勇刚曾多次与公安部门沟通,试图为老李开脱。王勇刚20多岁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30多岁担任过常熟市商务局党委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何会多次为普通商户打招呼?他的奇怪举动,引起了检察人员的注意。更让检察官起疑的是,他的家庭财产状况明显与收入不符。经初查,其家庭资产上千万元,住高档小区别墅,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刚参加工作。另外还发现,他是一家风投公司股东,前后已投入500万元。

常熟市检察院决定正面接触他。然而,王勇刚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把短信、通话往来中关键内容删除后,主动将手机拿给侦查人员看,以示自己的清白。

试图掩盖罪行

章嵩和王启、岳明都是王勇刚的“好兄弟”。原是交易城水产经营户的章嵩多次斗殴、赌博,劣迹斑斑,但王勇刚“力排众议”,将其提拔为交易城水产经营部经理,成了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检察官找到章嵩,从他多次斗殴、赌博等劣迹入手,短短几小时内,他就供述了为取得水产摊位承包权向王勇刚行贿的事实。从2009年至2012年,章嵩向王勇刚行贿共2.9万元。

交易城商户王启和岳明是王勇刚另两位“好兄弟”,每次招投标,他们也都能拿到好位置。办案检察官注意到,章嵩到案后,王勇刚频繁联系王启和岳明。检察官判断,王勇刚为掩盖受贿问题,很可能与王启、岳明建立了攻守同盟。果然,几个人见面的酒店监控显示,王勇刚和王启的车一前一后开进酒店的停车场,随后,王勇刚下车,手里拎着一个袋子来到王启车里。10分钟后,王勇刚空手下车。王启离开20分钟后,岳明开车来到这个停车场,之前发生的场景再次上演。

检察官找到王启、岳明。二人承认,2010年到2013年,他们为能够获得好的摊位,分五次送给王勇刚15.1万元钱。王勇刚在退钱时一再强调,要一口咬定从未给过他钱。

王勇刚不仅在商铺、摊位上捞取好处,作为交易城“掌权人”,他还在交易城停车场、基础建设工程拓展寻租空间。2002年2月至2013年12月,王勇刚48次非法收受20人所送的贿赂款共计114.7万元。其中,王锐为取得交易城停车场的管理承包权,先后4次送给王勇刚“好处费”,并在王勇刚授意下找人围标,标书价格也事先商定好,最后王锐顺利中标,承包权到期后,又不经任何公开程序得以续包。

2013年12月的一天,得知自己被调查后,王勇刚为掩盖犯罪事实,想退还王锐8万元,并在咖啡店内约其商谈退款事宜。然而,贪婪之心早已让王勇刚面对诱惑而不能自持,在咖啡馆的交谈中,王勇刚不但没提退款的事儿,还让王锐为其咖啡店消费卡内充值2000元,并收下了另外两张1500元的消费卡。

未支付的贿款打借条

2010年9月和10月,王勇刚的账户先后收到两笔款项共150万元,打款人是张扬。

张扬是梅李农贸市场的股权人。这笔资金的往来,涉及到王勇刚的另外一个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

梅李农贸市场是2003年成立的私营企业,由王勇刚等20多名股东共同出资,王勇刚任总经理,其他股东也是国家工作人员。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参与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根据要求,王勇刚等20名股东要将股权转让出去,王勇刚受托全权负责。

王勇刚解释,张扬打给他的150万元钱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费用,一共是300万元,目前已支付150万元,剩下的150万元一直拖欠着没支付。他说,最近一次见到张扬时,知道他生意失败,就不要张扬支付剩下的150万元了,还把欠条撕了。

既然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费用,他为什么主动放弃剩下的150万元?经调查核实,这300万元是张扬给王勇刚的好处费。根据当时的协商,王勇刚等20名股东提出的转让费是4800万元,但是张扬只想支付3300万元,他知道王勇刚全权负责股权转让事宜,于是找到他,答应另外再给他300万元好处费。最终,张扬低价拿下梅李农贸市场。因做生意需要,张扬没有一次性支付王勇刚好处费,而是作为借款,定期支付利息。之前分批支付了150万元,还欠着150万元。

办案检察官认为,300万元的股权转让费,是王勇刚利用总经理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的私利。同样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王勇刚于2004年至2010年间,多次非法收受交易城停车管理承包人沈某、经营户王某、原水产分场承包人章嵩、丁坝菜场经理周某所送的贿赂款共计8.5万元。

“我个人说了算”

王勇刚曾对上级派来的财务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在这里我的话就是圣旨,我个人说了算。”这位科长本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但被王勇刚排除在公司董事会议之外。

正是因王勇刚的“一言堂”和独断专行,交易市场和交易城的决策权牢牢掌控在他一人手中,滋生了贪污、职务侵占等腐败犯罪行为。

2010年11月前,交易市场代收代缴个人所得税892.2万余元,常熟市地方税务局按照2%返还给交易市场。2011年2月28日,地方税务局支付给交易市场17.8万余元,再扣除应交的相关税费9900余元,交易市场开具一张金额为16.8万余元的转账支票,将此款项转入王勇刚的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内。王勇刚将此据为己有。

而作为交易城的董事长、总经理,王勇刚实施贪污也是屡屡得手。2011年12月,交易城车辆管理负责人王强经王勇刚同意,在交易城加油IC卡主卡存入5.3万元,此款项存于卡上未用直至2013年1月21日,王强将主卡上的5万元转入自己的加油IC卡。2013年6月,王强向王勇刚请示如何处理之前留存于加油卡上的5万元,王勇刚指示王强将其中的4万元转成8张5000元的加油卡交由其处理,剩余的1万元作为车贴给予王强。王强按照王勇刚指示将4万元转开成8张5000元的加油卡交给王勇刚,剩下的1万元留于自己卡上使用。直至案发,王勇刚将其中1张用于自己的汽车加油,1张送给他人,另外6张藏在家中。

2011年12月,交易城在常熟第一百货商店购买4万元购物卡,由王强将购物卡交与王勇刚。2013年11月,王勇刚将其中6张购物卡,每张1000元,占为己用。

“由于我学习不够,以至于目无党纪国法,没有确立正确的金钱观,在金钱面前丧失了立场和原则,不义之财照取,这怎么会不犯下大罪呢?”王勇刚在悔过书中道出了自己的犯罪原因。

案后说法

常熟市农副产品交易城是常熟市百万人口的“菜篮子”,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每天的一日三餐。查办交易城总经理王勇刚等人职务犯罪案件,是我院近几年来始终坚持把检察工作重点放在“关注民生,尤其是关注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上的重要体现。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我院集中力量查办了涉及交易城的一批案件,取得了显著成绩。

该案件的查办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办案时机选择巧。反贪部门从一起看似简单的普通刑事案件中敏锐地发现隐藏的职务犯罪线索,在前期秘密初查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交易城商户罢市上访的契机,迅速出击,以快制胜。利用前期初查取得证据以及当时社会上对于交易城巨大的反响,迅速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查实了王勇刚在发包市场承包经营权的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的犯罪事实。第二,主体身份分辨清。王勇刚主体身份复杂,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民营企业负责人身份相互交叉,给本案的办理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承办检察官对于每一笔犯罪事实都要首先论证王勇刚的主体身份后再论证涉及何种罪名,每一笔犯罪事实都通过完整的证据链来证实,最终王勇刚因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四个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三,深挖细查扩战果。“系统查、查系统”是我院多年来办案的老传统了,查办王勇刚案件时,承办检察官并没有局限在这一个案件上,而是通过深挖细查窝案串案,扩大办案战果,一举查清了交易城副总季某等其他6人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实际行动保障了群众利益,净化了交易城交易环境,为群众“菜篮子”保驾护航。

这批案件暴露出来的国有企业监管体系功能的缺失、“一把手”负责人“家长制”管理模式的诟病等问题,也受到了交易城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结合检察建议,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内部结构改革、加强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完善国有企业监管体系,尤其是严格落实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强对公司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管,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国企形象。